貴圈|採訪完一比特深陷輿論漩渦的男演員

年底可以說遺憾嗎?
記者的工作,大多數時候都是遺憾:為發生的事遺憾,為當事人遺憾,為自己的表達能力有限而遺憾,為一篇稿子不能抵達該抵達之處而遺憾,為就算抵達了也改變不了什麼而遺憾……
2020年稿子裏,給我留下最大遺憾的,是“直播間裏的假冰冰”。
接到選題,我經過最初眼花繚亂的辨認困難,“鎖定”了幾比特冰冰主播。其中一位,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“認識就是緣分”。我已經很少聽見這麼老派的話了——完全有別於我日常和藝員團隊打交道時的態度。我喜歡人和人之間這樣的開場白,不那麼職業化,卻帶著溫度。
不過,這些沒有被職場馴化的行為管道,在後來讓我的採訪受了挫。有的冰冰答應了採訪,卻總在約定時間消失;再次出現時,對爽約也毫無歉意。有的冰冰先是同意與我聊聊,但又說沒時間,因為白天要睡覺。我原以為,採訪對他們來說是不同於直播間的展示機會,但事實是,花幾個小時和我聊天,對他們來說真沒啥吸引力。

深陷輿論漩渦的男演員
他們以模仿明星謀生,又完全不像藝員。大部分的藝員在意口碑與榮譽,而這些模仿者卻對經營自己毫無興趣。他們簽了公司,成了需要完成KPI的打工人——這讓多次被放鴿子的我,釋然了不少。
這些主播裏最痛快的是夏冰,一個男“冰冰”。我很感謝他。我能感覺,他接受採訪不是為了文宣自己,而是想痛痛快快地說一些往事,表達一些觀點。所以,當我看到文章發佈後很多人指責他/她們因為模仿而失去自我的時候,我感到愧疚和遺憾。
夏冰在微博對《貴圈》採訪稿作出回應
是我表達的不足,沒能呈現出他/她們本來的樣子。
比如夏冰。他說時光流逝,自己的心態會變,當初做的一些事現在不會做了。他跟我說起這些時,坦誠,鮮活,不自我設限。他嘴上不承認喜歡範冰冰,其實我能感受到,他也真正試著去理解這位如今口碑參差的女明星。他的有些觀點,因為某些原因無法寫出來——畢竟在今天的輿論場,有時候抵制一個藝員比聲援他/她更安全。
更大的遺憾,是我始終沒能和“冰冰”們見面。這個稿子在操作過程中面臨著兩種走向,可以寫得很行業、很揭秘,也可以寫得更細膩,更有人的溫度。如果見面,我想我可以和他們聊得更多一點,表達也會更細膩一些。更重要的是,如果見面,我們會先聊很多工作或者人生經歷,然後在某個發呆的瞬間,我可能會問,你當時做整容手術的時候疼不疼,有沒有怕?也許她會告訴我痛得要死,但值得。也許她說,哪裡哪裡沒做好,線都是歪的。也許她就閃避了這個問題……
也許我還會帶著冒犯提問:看著鏡子中自己的臉,有沒有一個瞬間覺得陌生?因為有個女孩的樣子,和三四年前比起來判若兩人。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想過,是不是弄丟了自己;如果想過,他們的答案又是什麼?
但沒有這些對話。稿子停在了這些問題之前。
他/她們成了互聯網上一群沒有自我的代表。在不同轉載頁面的留言區,有人說他們“賣身直播行業,成為了平臺紅燈區嘶喊著虛無的賽博娼妓”。當然也有人理解他們,說“大家很清醒地選擇了這樣的生活方式,將‘自己’作為普通人的迷茫、委屈、脆弱壓到最低”。
讀者的留言很豐富,有些觀點拓寬了我對“冰冰”們的理解。不過他們到底是什麼樣的人,我始終不能回答,也無法給出答案。不過我想,有個問題倒是可以問問自己:如果改變命運的機會交到我們手上,我會怎麼選?會接受它,然後永恒地告別屬於自己也許卑微卻獨特的人生嗎?
別這麼快回答。
他說起一件事。
2020年秋天,我在洛陽採訪一比特男演員。他說起一件事。
幾年前,他去動物園,猛獸區有項服務:遊客可以買只雞,綁在長棍上,遞到猛獸嘴邊。他發現,原本活蹦亂跳的雞,一旦到了危險邊緣,便立刻偃旗息鼓,一動不動。那時他心裡頂瞧不起這只雞,覺得它在死亡面前,未免過於缺乏志氣。但跟我描述此事時,他卻有了新想法。他說,這雞有智慧。
當時,這位男演員正身處輿論漩渦中。一些過往被惡意曲解、傳播。他就像那只被捆住的雞,掙扎無用,只能以沉默維護體面。以至於後來,在他的强烈請求下,那篇稿子也未能發出——他不想讓事情越滾越大。
這位男演員生長於電視時代,借由電視進入公眾視野。一度,他是觀眾心目中的“清流”。他身上有那種真正遊歷四方、讀書作詩培養出的氣定神閑。入行十幾年,仍自稱“不知道這個行業的遊戲規則”。
但那次事件徹底將他打懵了。他很困惑,採訪時幾次問我,如今藝人都如何處理與媒體的關係?文宣究竟應該多做、少做還是不做?面對爭議,是該回應還是不回應?
一度,他想體面地寫篇文章回應此事——他擅長這個。洋洋灑灑寫了幾千字,卻被朋友們按下。大家跟他說,如今的輿論環境,說得越多,越容易讓人抓住把柄,開闢新的輿論戰場。想早點息事寧人,還是別說了。
他身上有種老派的矜持與“頑固”,一不小心闖進流量時代,顯得格格不入、滿腦子困惑。他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從“零差評”掉落到天平另一端的。當然,“零差評”這件事也够吊詭,“正常人都應該毀譽參半的。”這他知道。
這一年,我採訪了幾比特中年男藝人。他們早已過了“小鮮肉”的年紀,對流量市場缺乏拼殺欲望,但都或多或少捲入其中。有人被迫面對,一臉茫然,比如上述男演員。有人從中獲利,比如唱《野狼Disco》的老舅,他一度忙到10天飛8、9個都市演出。
雙十一晚會上,老舅(右一)與潘粵明、聶遠、鐘鎮濤上演舅舅團老年迪斯可
還有人有所思考、適度反抗,比如德雲社演員閻鶴祥。他把犀利的觀點和唏噓裝進相聲作品中,樂於發表觀點,做出改變。
他身上也有一種老派藝人的“驕傲”。採訪時,他語氣篤定地說:“如果智慧科技取代人類,那麼最後一個殺死的是我。”因為說書是交流,如同戀愛,“需要有溫度,需要你喜歡我,我喜歡你。”
幾個月前,一篇名為《外賣騎手,困在系統裏》的文章刷爆社交網絡。除了對騎手處境的同情和不平外,很多人想到自己。我們無一例外,困在系統中。我們大廠女工不例外,娛樂藝員也不例外——大家都在追逐流量、爆款、實績。我們焦慮、內卷,老老實實做打工人,連流調記錄看起來都規矩到“擺不上檯面”。
在這樣的環境中,人是會對自己的價值有所懷疑的。一顆鋁合金螺絲釘和一顆純金螺絲釘,沒有多大區別。
越是這些時刻,這些“系統邊緣人物”就越讓我覺得珍貴。他們早已有穩固的人生觀。人到中年,遇上一個經驗之外的、鬧哄哄的世界,他們的碰撞、掙扎和思考令人寬慰。這其中最吸引我的,是他們“翹課”般的人生狀態。
這是一種非常個人取向的喜歡,不是他們的全貌,細微到甚至不足以寫進稿子裏:那位男演員會興奮地告訴我從哪個角度看瀑布最美。老舅會在將睡未睡之際寫詩——不為任何目的。閻鶴祥懷念過去的生活節奏,喜歡一個人四處溜達,曾經騎著機車,橫跨亞歐大陸。
就像你無法去問一個孩子為什麼不寫完工作就出去玩,他們的行為沒什麼冠冕堂皇的理由,不過是一種“本能”。
我後來想,那位演員可不是那只呆若木雞的雞。他更像一條魚,那是他對我說過的另一個故事的主角——魚類總是成群結隊,求取安全,但世上總還是有魚為了自由踽踽獨行。在輿論吵吵嚷嚷的時候,他早就輕盈地遊走了。

2020年最讓我觸動的採訪來自一個小偶像,他的迷茫與困頓都讓身為同齡人的我感同身受。
這是個幸運的年輕人,天生一副好皮囊,小康家庭吃喝不愁,對未來從沒有基於生計的緊迫感。臨近畢業時被星探發現,順利入行,拍網劇、做偶像、上綜藝,踩著每一個風口往前走。
沒有什麼童年發願、勵志追夢的動人故事,所有的選擇看起來都是主動送上眼前的。他憑藉著一點點天賦,加上幾分好運氣,一路被命運推著,收穫了人氣與機遇。
但他迷茫。沒有明晰的規劃,沒有野心,不攢錢,除了一日三餐,其他的,沒有什麼更遠的考量。“我想過得奧斯卡你信嗎?”“我的目標是謝霆鋒,雖然我沒有謝賢。”他用抖機靈式的插科打諢,應付掉所有可能觸及痛點的問題,卻在最後一刻卡住了。
我問他,“你的核心競爭力是什麼?”
他停下來,把這句話重複了兩遍,陷入一種自說自話式的反思。他說曾經有業內前輩問過他這個問題,但現在依舊無法給出答案,“好像這兩年來自己毫無長進”。
“沒關係,這個問題無法回答也正常。”我對他說。
說真的,把這個問題拋給我,我同樣給不出答案。在寫作這條路上,我也是這樣歪打誤撞地向前走著,從來沒有規劃,也常被主編責備“沒有野心”。很多時候,我手頭的選題都是靠著一點點好奇心與發現好玩的熱情在推動,做出來最好,做不出來拉倒。
這一年,我曾經遇到過很多目標清晰、令人羡慕的採訪對象。有時是街舞舞者,學生時代蹺課打架掛科,直到開始跳舞,從身體到靈魂被瞬間點亮。有時是搖滾樂手,童年時幾張打口帶喚醒耳朵,心裡便埋下叛逆的種子,一路跟著音符飄蕩。還有脫口秀演員,做客服做侍者做警衛,終於在小劇場握住立麥的那刻,找到了自己的使命和熱愛。
就像是牧羊犬,在見到羊群的那一刻才發現,自己來到這世界的意義所在。娛樂圈聲色犬馬,每一個身處其中的人看上去卻那麼渺小。但這正是這個行業最有激情的地方,簡單,直接,充滿熱愛與夢想。
人們總是樂於見到這樣的故事:目標堅定的主角一路揮灑汗水和淚水,最終成就夢想,人生熠熠生輝。然而現實的另一面卻是,高速發展的娛樂行業捲入大量迷茫的年輕人,還有他們無處安放的欲望。不信你去北京各大舞蹈室和年輕人聚集的商業街區看看,那裡遊蕩著的星探比聖保羅海灘上的球探還要多。
可惜,“被召上的人多,被選上的人少”,但很多年輕人還是一頭紮了進去,成了金字塔結構中,處於腰部、底部的大多數。
要改變賽道嗎?但跳出去又能做什麼呢?不知道。再想兩天,還是不知道,索性不想了。
一次採訪結束後,有個一直沒有熬出頭的小偶像問我,“你覺得我還要不要繼續堅持?”我不知道怎麼回答。甚至我也想找一個人問問,“你覺得我要不要改行?”
相比那些名利場上的勵志故事,我其實更珍惜這種頹喪的表達,因為它坦誠地展現了這代年輕人的共同困境——有些“垮”,不那麼“正能量”,用粉絲的話說,叫做“沒事業心”。
但大家也都還在前進,頹唐地往前走。“內卷”在這一年裏被說了又說,誰還不是一邊加入無謂的競爭,一邊懷着就地躺平的渴望,在自我分裂中向一個模糊的目標靠近呢。
愛德華多·加萊亞諾的《時日之子》中講了一個浪漫的故事,關於考古學家霍華德·卡特。那是1922年,霍華德·卡特在埃及帝王穀發現圖坦卡蒙陵墓。在此之前,他與一次又一次的失敗氣餒、經久不衰的厄運傳說、貧困潦倒進行著經年的鬥爭。
考古隊成員在拉美西斯九世墓前的合影,左數第四為霍華德·卡特(1923年)
在偉大發現的那天,早已不再年輕的霍華德·卡特坐在英年早逝的法老脚下,身邊風鳴細沙,圍著上千年的永恒奇迹。他沉默不語,看到幾粒種子掉落在地上。“那些種子經歷了3200年的等待,等待播種他們的手。”
有些人來到世間,過了半個世紀才發現自己的使命,有些人可能一輩子都找不到。但我們總還是要做點什麼。於是只能安慰自己,迎頭向前走吧,說不定就撞上了。

最後一次老派而傳統地做一篇人物報導,大約是三年前採訪章子怡。“老派而傳統”是指跟著對方行程,在至少一天的時間裏,除了採訪,也能見到一些採訪對象處理其他工作的場景,還有和工作人員相處,吃飯聊天,坐車瞌睡,卸妝等等——也就是,不那麼明星的時刻。
有那麼幾年,每次做人物報導都會爭取“跟一下行程”,希望能見到對方在不那麼防備的非採訪狀態裏,流露出一點隨意,一點疲憊……當然也有在私底下依然亢奮的藝員,比如郎朗,只是那很少見。大多數人在走出聚光燈的瞬間,都會驟然鬆散下來一點。身為採訪者,我渴望見到那樣的時刻。
只是,這兩年,再也沒有藝員願意做這種貼身十幾個小時的採訪了。即便是願意敞開聊聊的,也最多只開放2個小時給一家媒體——而那種敞開,需要天時地利人和,需要藝員在上升期,亟需一篇深度報導來為自己做一個初步定義;又或者碰到了一些什麼事,心裏多少有委屈想訴說;還需要他的團隊為他判定,這家媒體屬於“安全”範疇才行。
在我還沒有入這一行的時候,媒體和藝員還有更親密的時代。比如說,可以到藝員家裡去採訪,翻開藝員的童年影集,聽他們講那些過去的故事。我迄今記得小時候看過的一篇藝員報導,一個記者陪著下工的藝員一起返回出租房,兩個人一起爬長長的、曲折的、狹窄的、昏暗的樓梯,聽他說了一些“以後要成名”等年少又志氣的話。那篇報導讓我印象如此深刻,是我認識那個藝員的原點;那條長長又昏暗的樓梯像是一個關於蟄伏與破土的隱喻,而少年的心又脆又薄,像天氣太好時候的藍天,不遠處又壓著沉沉的未來。也許我此後經久不衰的對那位藝員的好感,都從那一篇報導開始——仿若自己也陪他爬過一段樓梯一樣。
等到我自己入行的時候,這種可以進入到藝員私生活的採訪關係已經蕩然無存。藝員化的行程轟隆隆開始,記者們不會再擁有藝員的私人手機號,公共場合裏藝員帶著幾個黑西裝保鏢也漸漸成了標配。但好歹“跟著行程”跑一兩天也還可能被允許,得以窺見一些介於工作和私人中間狀態的片段。這樣的窺見至關重要,倒也不是每篇報導都旨在“把藝員還原成普通人”,只是,見過那一面之後,才可以把對方當成人,而不是文宣機器;也同時,不把自己當成文宣工具,才想拼了命去理解對方,拼了命,把自己所知所感轉成文字,傳達給讀者。
那些拼了命想寫好的報導,應該是比通稿更有溫度的吧(我真的為自己寫過的報導哭過)。
作為一個看了十幾年行業變化的人,完全能理解採訪關係是如何走到現在的。“不划算”。即便讓我來替藝員算這一筆賬,也會覺得“不划算”,即便是我眼裡根本稱不上深度採訪的兩個小時,也已經够拍10條口播,或者10條短視頻了——那些都是更划算的,錢與流量。
而兩個小時的採訪能帶來什麼呢?被截取,被解讀,被歪曲,總之“禍從口出”,不說話才是最安全的。全世界都知道了明星們越來越不想說話,他們的微博看起來像是貼滿小廣告的電線杆。我曾在一些藝員臉上看到過“渴望被瞭解”“渴望被解讀”,如今我只能看到,“拜託,不要來瞭解我,更不要解讀我”。
像一塊壓縮過的蔬菜包,生存之道是千萬不要碰到水。
當然,何止是藝員如此。距離你自己上次真情實感地在網絡上發言又是多久了呢?一塊壓縮過的蔬菜包,即使它奮不顧身,也無法再還原成一棵真正的青菜了。

One Comment

Add a Comment

發佈留言必須填寫的電子郵件地址不會公開。 必填欄位標示為 *