真實記錄,一部犯禁新片,它被噴死前我要頂風安利

Sir要講一部犯禁的新片。
有多犯禁?

一部犯禁新片
舉個成年人的例子,髒話。
我們生活中最脫口而出的髒話有哪些?
(Sir就不說出口了,你們自己默念)
眾多語言學家的研究中,學術上對髒話的定義有兩條通用的特徵。
其一,情緒;其二,禁忌。
所以某種程度上,我們最常用的髒話,背後即大多數人最避諱的禁忌。
死亡,親人,性。
今天要說的片子,三條就占了兩條。
做好心理准備。
它的赤裸不會讓你罵娘。
而是讓你無話可說。
《我的兒子是死刑犯》

赤裸不會讓你罵娘
還記得那部大火的台劇嗎,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。
如果說《與惡》是一次對良心和公義的叩問。
《我的兒子是死刑犯》就是一次面對黑暗不加修飾,沒有溫度的窺視。
主角之一,《與惡》的案件原型——捷運“殺人魔”,鄭捷。
2014年5月21日,臺北捷運殺人案。
21歲的東海大學大二男生鄭捷,在臺北捷運江子翠站隨機砍人,造成4人死亡,22人受傷,犯下臺北捷運史上最血腥的刑事案件。
法院宣判:鄭捷死刑,褫奪公權終身。
案件轟動全臺灣。
一時間社會上回蕩著同一個疑問:到底為什麼?
海報裏那句醒目的話:“到底發生什麼事,我也想問我兒子。”
Sir覺得這個問題太大了,至今沒有結論。
或者說,“結論”很多:
媒體報導的,警詧調查的,法院判的,甚至他自己交代的(一心求死)……
《死刑犯》嘗試把問題縮小:
鄭捷,還有像他一樣臭名昭著的死刑犯們,會是個怎樣的人?
這麼一問,有了“反轉”。
答案,牽扯出更多我們忽略掉的問題。
01
鄭捷是個怎樣的人?
辯護律師黃政豪總結:
兩個字,求死。
三個字,求速死。
鄭捷曾在招供罪狀中說,從國小五、六年級開始,就有想殺人的動機,這讓他感覺活著很累,想被判死刑。
他選擇在成年後動手,因為法律規定年滿18歲,才會判死刑。
之所以選擇無差別大規模殺人。
是希望犯下這樣的重罪,來讓自己得以速死。
犯案之初,他堅持不請求辯護律師和法律扶助。
且在行兇時沒有喝酒吃藥,保持意識清楚。
一次計畫周詳的“自殺式”襲擊。
基於以上原因,以及案件所造成的社會影響,本案創下了臺灣司法史上“定案後18天執行、7小時完成審查簽署、只執行1人死刑”的罕見紀錄。
一個罪無可恕的殺人犯,當然應受到法律的制裁。
辯護律師黃政豪的態度是,殺人犯也有辯護的權利。
他的一番話,讓我們看到臺灣地區司法界對量刑的探討:
黃政豪:我會盡一切可能性去做,保障你的合法利益,我不可能扭曲證據,違背事實,你有做過的我絕對不會說沒有做,但是我認為需要調查的,我覺得一件事情也不能少。
鄭捷平均每6.8秒砍一人。
固然是“惡”。
惡背後呢。
如果求死,為什麼不選擇自殺,而要選擇一種讓父母受傷的管道?
這個問題Sir先留給你。
下麵還有線索。
02
鄭捷經歷了什麼?
律師黃政豪第一印象:防禦性很强。
面對律師的溝通申請,他對外口徑一致,只說自己會配合。
一心求死的人,還防誰?
家人。
唯有在涉及到家人時,他有明確要求——“我不要牽扯到我的家人”
他不願家人為他出庭作證,即便作證對他有利。
據臺北看守所施教人員筆錄記載,鄭捷被問及對被害者,有什麼要說的。
他沉默了。
而得知父母下跪道歉,他回答:
我對不起爸媽。
這是一個感人的親情故事?
想多了。
下一幕馬上讓你收起同情。
整個案件過程中,律師坦言,和家人碰面次數只有一兩次。
接通律師電話,鄭捷父母很忐忑,懷疑通話被監聽。
孩子殺了人,父母無法積極面對。
乍一聽,怎麼可能。
父母作為至親之人,他們不出面還有誰會出面,敢出面?
仔細想想,又太合情理。
面對整個社會排山倒海而來的壓力,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做到站出來積極應對。
在巨大的社會聲討下,無數話筒懟到面前。
戴著口罩的家人目光閃爍,根本抬不起頭來。
唯有一次一次——下跪,道歉,再下跪……
還不够。
隨著鄭父不斷起身,人群中依然爆發出怒喝:
“別假了!”
憤怒絕對是有道理的。
4條人命憑空消失,4個家庭家破人亡,不罵你罵誰?
反過來想——鄭父何嘗不也家破人亡。
當道理遇上道理,沒辦法,只有站在人多的一方。
於是鄭父還是顫抖著說出那句大家想聽到的話:
“我真的很痛,但我必須講,法官能够速審速决,來告慰受難者家屬”。
鄭捷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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